全球拯救中小企业,呼声再起:市场病了,政策不能再出问题!

作者: 观察者 来源: 国英观察 2020-07-13 21:42

文/观察者

“在所有发达国家中,美国对大流行病做出了最糟糕的应对。”

哈佛大学机制理论教授埃里克·马斯金对美国疫情应对的评论,直言不讳中透着失望。

但真正尴尬的,其实是“事与愿违”——美国应对疫情的政策中,处处透着对经济的呵护,但恰恰是这样的决策,让经济长时间包裹在蔓延不止的疫情之中,而受伤最深的,恰恰又是中小企业。

7月8日,在罗汉堂秘书长陈龙与埃里克·马斯金的连线对话中,马斯金发出了自己的呼声:

即便是生意一落千丈的航空公司,如达美或美联航,在疫情结束后依然可以通过重组继续生存下去。但如果小企业在疫情中倒闭,就是永远消失了……

埃里克·马斯金由此呼吁,政府必须给中小企业更多喘息空间。

01

市场无力,交给机制去补足

似乎,疫情经济正在持续挑战我们的想象力,但我们又难以准确描述,到底哪里出了问题。

谈论这一议题,埃里克·马斯金可能最佳人选——市场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在理想情境中能够有效配置资源,这是亚当·斯密的设想,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石;但现实世界总会存在约束,市场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,“机制设计理论”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运而生,而埃里克·马斯金作为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,正是机制设计理论的开创者之一。

现实世界总会存在约束,正如有效抗疫与经济维稳的相互“纠缠”,这显然正是当前最大的特殊性所在。

正如马斯金所提出的,不论在对疾病的反应方面,还是提供疫苗等公共品方面,传统市场机制无法实现社会目标。所以,在疫情这样的紧急情况下,政府必须设计合理机制,发挥补位和兜底的作用,弥补市场的不足,因为只有“政府是代表公众和整个社会行动的机构”。

如何通过机制设计弥补市场的不足,为民众和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救助,以及让各国政府在抗疫和改进全球化中承担起应尽的职责……这,也正是罗汉堂秘书长陈龙与埃里克·马斯金“中美连线”的核心。

就在不久前,罗汉堂发布了“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”(PET),这一成果对大数据动态化的综合应用,以及为科学决策提供的实际价值,应该说让罗汉堂从全球疫情经济研究领域的积极参与者,转变为极为重要的贡献者。

作为埃里克·马斯金的对话者,罗汉堂秘书长陈龙的观点与埃里克·马斯金不谋而合。参照PET体系提供的数据,罗汉堂陈龙指出——在新冠肺炎的每百万人死亡人数这一指标上,北美目前居世界首位,这并非是医学能力的不足,完全是政府的反应机制出现了问题。”

陈龙特别指出,“美国和巴西等国的疫情反复证明,政府为避免损害经济,可能倾向于过早开放经济,但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选择。” 而亚洲国家,甚至是越南等第三波疫情国家都证明,“政府必须快速建立应对机制,只要反应足够快,就可以以很小的代价控制疾病的传播和经济损失”。

全球疫情尚在发展,而在鲜明的对比之下,政府的决策心态、得失权衡,真正有理由“择善而从”了。

02

同一个世界,中小企业需要什么样的“特殊对待”?

如果说疫情的直接挑战是地区性的、有轻重缓急之分的,那么,疫情构成的间接性的经济挑战,特别是对个体、企业这些微观经济主体的系统性挑战,则是全球性的,不容低估的。

但是,对企业和个体,有效的、有的放矢的“机制设计”上的支持,确实是一个难题。

可以称为另一个“美国教训”的是,埃里克·马斯金指出,“美国在抗疫财政政策方面犯了错误,救济措施太过宽泛。美国政府应该更多地关注中小企业,而不是专注于帮助大企业。”

当马斯金强调“政府必须给中小企业更多喘息空间”,他关注到的是大公司有更强的持久力,比如大企业除政府支持外,还有更多可利用的资源,而中小企业可能面临的是近似毁灭性的打击。

而当我们把视线拉回中国,中小企业难的问题实际上一直都在,政策支持落地难的问题也一直都在。

疫情之下,政策对中小企业的支持需要更加精准和聚焦。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就提出,“在距离经济中,面向消费者的中小企业受到的伤害最大,因为其更依赖接触并且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。”

确实,疫情经济,即距离经济,全球互联网产业在疫情时期爆发出的能量,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。而如果围绕互联网距离经济探讨中小企业的救助,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。

比如,中美不尽相同的一点是,我国互联网产业诞生了一批举足轻重的去中心化的平台型经济企业,阿里、拼多多、美团都是典型,这些平台上承载着动辄数百万计的中小企业,同时又连接着数以亿计的消费者——他们都是疫情中最需要关注的经济微观主体。

从这个角度看,在通过“机制设计”救助中小企业的意义上,之前政府与电商平台合作发放消费券,无疑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。

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在提到中国政府的救助机制时,就提到,合作发放消费券实际上是很好的机制。首先,它避免了报复性储蓄的问题,通过杠杆,撬动几倍以上的消费额。其次,消费对中小企业有利,因为中小企业往往是服务性行业。

虽然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,但能否真正触及并成功救助中小企业,甚至是触及需求不足这个关键性问题,才是关键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政府救助性的“机制设计”,确实需要更多的“消费券思维”。

所谓的“消费券思维”,犹如罗汉堂的PET项目对大数据的应用,本质上是利用数字化的高效和精准优势,实现救助或激励政策对中小企业微观经济主体的触达。

从科学抗疫的问题,到救助中小企业的问题,再到罗汉堂“中美连线”中提到的设计试剂盒和疫苗等公共品的分配问题……正如马斯金所言,包括这些焦点问题在内,当前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都是“公共品问题”,而且是仅依赖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。

换言之,救助中小企业这个问题,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尤其紧迫的问题,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。

当前的世界需要坚持自由市场,更需要高效的机制设计。可以期待的是,数字化时代,大数据、数字基础设施为协同解决这类综合性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。聚焦数字化时代热点议题的罗汉堂,自疫情以来持续动态追踪疫情经济,高频连线全球学者,发布支持防疫、复工决策的PET项目……本身就是一个案例。


【声明】该文由作者本人上传,其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。亿邦号系信息发布平台,亿邦动力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如本文涉及侵权 ,请及时联系run@ebrun.com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