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挣扎的成长》第三章:财富多了,感情远了
作者: 曾高飞锐思想 来源: 原创 2020-10-31 10:51
编者按:应粉丝强烈要求,从今天起暂停财经文章发布,改成连载《我们的70年代》系列长篇小说第一部《挣扎的成长》(原载中国作家协会官网中国作家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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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球是圆的,上帝是公平的。
分田到户之初,都是一穷二白,在一个起跑线上。鸣令枪响后,进入角色的,有先有后,本领有大有小,付出有多有少,渐渐分出了快慢、先后、兴衰、贫富。
那时候,穷是穷点,但遍地都是机会。只要有头脑,有眼光,有手脚,想到了,看到了,愿意弯下腰,伸出手,就可以捡到黄金,赚到钞票。
有的人看到了,弯腰伸手了,捡到了;有的人看到了,没弯腰,也不愿伸手,白白地错失良机;有的人一直缩在被窝里,用被子蒙住了头,看不到地上有闪闪发光的金子。
在四明山那群村民中,高欣和祁茗是有头脑,有眼光,肯弯腰伸手的两个人。他们最早看到了机会,也捡到了第一块狗头金。
分田到户前,生产队里养了三头猪,一头大的,两头小的。生产队养猪,是准备在过年的时候宰杀了,分肉给村民过年的。那头大的,在分田到户当天,被宰杀了,打了牙祭。剩下两头小的,因为没有长大成猪,没有宰,也不好分,只好暂时留在生产队,由高欣老婆王一梅暂时看管。
那次分田打牙祭,开销很大。酒醒后,会计一算账,吓了一大跳:这儿三块,那儿五块,加起来有五十块钱的缺口,相当于两个劳动力一年的工分了!
这个天文数字把村民们惊出一身冷汗,也愁坏了高欣。已经分田到户了,集体的事就和私人没有多大关系了,谁都不愿意和这笔钱扯上关系。
原来高欣希望按照以往惯例,把账平均摊在人头上,要大家把这个钱补交了。可分田到户后,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。高欣走了几户人家,把收钱的意思一说,对方就顾左右而言他了,谁也不愿意承担自己的那一份,有的说那天肠胃不好,吃得很少;有的说自己酒量不行,喝得很少;有的说那天家里有人缺席了,没有来;有的说那天忙别的事去晚了,到的时候,都快吃喝完了。总之,村民就是找着各种各样的借口,不愿意出那个份子钱。
那笔账呆在账簿上,成了一个让人发愁的烫手山芋。高欣被这笔账弄得焦头烂额,毕竟他还当着生产队的家。如果没有人愿意出这个钱,这笔帐就要全部算在高欣头上了。王红梅听着这件事,很不客气地跟高欣吵了一架,还哭闹着回了一趟娘家。三天后,高欣才把她哄回来。家里孩子太多,主内的人不在,高欣一个人确实忙不过来。
好在天无绝人之路,在跟祁茗聊起这笔账的时候,祁茗帮他出了一个主意:生产队不是还有两头小猪么,谁来认领这个账,那两头小猪就归谁。
这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,让陷入困境的高欣顿时豁然开朗了。
那两头猪很小,大的二十斤,值二十来块钱;小的十多斤,值十多块钱,加起来仍然不够抵账。
可祁茗的主意是最好的解决方案,也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。高欣把消息发布出去,村民没有一个响应,他们也在心里算了一笔账:两只小猪加起来,不足四十斤重,不到四十块钱呢,谁认谁就要亏十多块钱呢!
十来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,在生产队集体出工的时候,一个强壮劳动力一天挣的工分折合成人民币,也就两三毛钱,十块钱要亏一个强壮劳动力五六十个劳作日呢。
村民们就像躲避瘟疫一样缩着头,不闻不问,都不愿意做亏本生意,惹祸上身——谁做这个主意,都免不了要吵一架,闹得家里鸡飞狗跳。
高欣把生产队与自己关系好的,人品过硬的,在头脑里快速地过了一遍,觉得可能与自己一起来承担这笔烂账的,就只有朱鹏祁茗夫妇了。
走投无路的高欣,找到祁茗,无可奈何地说:用猪抵账是你出的主意,领猪认账,就你和我了。那两头猪,你一头,我一头,大的归你,小的归我;打牙祭的账,你一半,我一半。
艰难时刻,这个男人找她排忧解难,共渡难关,祁茗有点感激;那头猪也让她心动,养几个月就可以连本带息,把钱赚回来了。可家里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来。她不得不向高欣坦白:我愿意,可我实在没钱啊。
终于有人认账,笼罩在高欣心头的乌云散去,他乐了,还是这个女人靠谱,在关键时刻,愿意挺身而出,跟自己站在一起,共担风雨。
“只要你认这个账就行,”高欣开心地说,“钱,我先垫上;猪,你先领走,等猪长大了,杀了猪,卖了肉,再把钱还给我。”
这个办法两全其美,祁茗高兴地接受了。
就这样,那笔账,高欣和祁茗各认了一半;那两头猪,他们各牵走一头。
高欣要祁茗牵那头大的。祁茗不愿意,坚持牵了那头小的,因为高欣把钱垫付了,自己也捡了便宜,不能让高欣一个人吃亏。
高欣拗不过祁茗,只得听祁茗的,把那头大点的猪牵走了。他心存感激,也有点懊恼。这么多年了,祁茗还是那样,不愿占人便宜,也处处为别人着想。这辈子,他和祁茗面临过很多重要选择,可最后他都没有拗过祁茗,以前这样,现在还是这样,这是他心灵深处的隐痛,也是这么多年来这个女人让人忘不了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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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付了生产队那笔账,高欣家就一无所有了。随后一两个月时间,吃油都成问题,全靠坛子里的腌菜撑了过来。腌菜不用油,味道也不错,但一家老小的嘴角都起了燎泡,走路都没有力气。
王红梅觉得亏大了,吃饭睡觉都在高欣耳边唠叨买卖做亏了。妻子的唠叨让高欣心烦意乱,动手打人的心都有了。只有在喂猪的时候,看着那头猪日新月异地生长,高欣才觉得所有的苦,所吃的亏都是值得的。
在农村,猪是福音家畜,极具奉献精神。猪吃的是草,长的是肉,卖的也是肉。猪好养,吃了睡,睡了吃,不挑食,不添乱,只要给口吃的,就蹭蹭蹭地长肉。那年月,猪肉可是农村最好的东西,比爹娘还亲。
在四明山,猪草遍地都是,随便采摘,没有成本,就是要些时间。对农民来说,其他什么都缺,就是不缺时间。所以,养猪是一笔比较划算的买卖了。
扯猪草的事,祁家落在长子祁宏身上;高家落在长女高燕身上。放学回来,他们吆喝一声,挎上竹篮,一起到田间地头扯猪草。
猪吃草,更喜欢吃野菜。野菜是最好的猪食。野菜要寻找和辨识,有些有毒,是个细致的技术活,不是力气活。辨识猪草,高燕是高手,很快就把竹篮装满了。祁宏差些,有点笨拙,动作慢,效率低。高燕把竹篮装满猪草了,祁宏的竹篮还不到一半。高燕就来给祁宏帮忙,两个竹篮都装满了,一起踩着夕阳的余晖回家。
拎竹篮是个力气活。那篮猪草很沉很重,拎起来很吃力。高燕力气小,祁宏没有让她拎。他左右开弓,一只手挎一个竹篮往回走,高燕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。到村口了,祁宏才把竹篮放下来,给到高燕。
扯猪草的时候,两人不知不觉就走远了。从地里到家,一路拎回来,祁宏的胳膊又酸又痛,瘦瘦的手臂上被竹条勒出一道道鲜红的印痕,印痕要过一夜,到第二天清早起床才消。
天天这样出双入对,祁宏觉得他们像父母那样,很亲密无间。一天傍晚,在村口,祁宏一边把竹篮帮高燕挎上,一边情不自禁地说:“我觉得我们两个像夫妻。长大了,你嫁给我,我们一起吃饭,一起下地干活,一起睡觉。”
说这句的时候,祁宏还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,他还不知道男女一起睡觉是怎么一个睡法,意味着什么,只是觉得那样关系很好,很亲密,代表着男女之间的最好的关系了。
可祁宏的这个美好憧憬并没有得到高燕的热烈响应,人小鬼大的高燕,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。
高燕白了祁宏一眼,不满地说:“我才不想做农民呢!我才不想在四明山呆一辈子呢!我才不想一辈子过这种辛苦的生活呢!我要好好读书,以后上大学。我要到城里去,我要吃上三两米。你也要好好读书,我们一起到城里去。”
“三两米”是祁东当地流行的对吃“皇粮国饷”的另一种说法。当时政府机关,企事业单位那些吃皇粮国饷的人实行配给制,一人一餐以“三两米”为基准进行粮食分配,“三两米”意味着旱涝保收的“铁饭碗”,虽然撑不着,但不用挨饿,也不用受冻了。
祁宏愣住了,高燕的话,他似曾相识。平时祁茗在家教育和鼓励孩子们,也是这么说的。
两个女人的话,对祁宏产生的作用完全不一样。对母亲的教诲,祁宏当作了耳边风,左耳朵进,右耳朵出了,只在母亲说的那一刻上心了。高燕说的,祁宏听进去了,记下了,上心了,也觉得读书有劲,有动力,有方向了。
四明山当地批评男人顺从媳妇,有句俗语,叫“娶了媳妇忘了娘”。祁宏是没娶媳妇就把娘给忘了。
望着高燕挎着竹篮,踅进家门的背影,祁宏暗暗地发誓:要为吃上“三两米”,跟高燕一起走出四明山,到大城市生活,把书读好。
祁宏没有去过大城市,但他听别人描述过。
四明山有人上过祁东,有人上过衡阳,也有人到过长沙。他们回来后,对围在身边的村民绘声绘色地说:“大城市是一个有很多高楼大厦,很多一模一样的大马路,马路中间跑着大客车、解放牌、东风牌汽车,两边的人行道上是拥挤的自行车,晚上灯火不熄,白天黑夜一个样的地方”。
在孤陋寡闻的四明山人眼里,大城市就是一个跟仙境差不多的地方,灯红酒绿,很发达,要啥有啥,没有贫穷,想做啥就啥,没有约束——当然,不许杀人放火,城里人读过很多书,有很多文化,他们从来不杀人放火干坏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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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两头小猪,长得有快有慢。到第二年秋天,高欣家的那头已经两百多斤重了,膘肥体壮,相当于两个劳动力的重量,躺在猪栏是一堆肉,站起来,有高燕那么高,可以出栏卖肉了。
祁茗家那头小,长得慢一点,不过也有一百多斤了。
中秋前夕,猪肉行情看涨,价格高,销得快。平时一块二一斤的猪肉,中秋那天涨到了一块六。趁着过节价钱好,在中秋那天清早,高欣请来屠夫,把猪宰了,把肉挑到镇市上卖了。
卖猪肉的钱装满了一布袋。晚上,夫妻俩坐在床头数着那叠厚厚的钞票。好家伙,四百多块呢。除掉生产队那笔账,还净赚了四百块多块。卖完猪,高欣一夜暴富了。
消息传出来,轰动了四明山公社,很多夫妻说着说着就吵架了,都怪对方没有把握住机会。虽然他们忿忿不平,认为高欣占了生产队的便宜,但这种不平只是夫妻之间吵架时的牢骚和怨气,其他也没什么好说的,要怪就怪自己鼠目寸光,当初机会就在那儿,谁认账谁牵猪,可除了高欣和祁茗,谁都唯恐避之不及,白白地错过了机会。
不过,这件事对村民的启发很大,他们突然明白:原来养猪这么赚钱啊!中秋后,家家户户忙着用泥巴石头砌猪栏,买猪崽,都想亡羊补牢,养猪发财——他们错过了太阳,不想把月亮错过了。
可对那笔钱,高欣另有打算,他把卖猪的那笔钱分成了两份,花四十多块钱,买回来一头小母猪。看到家家户户热火朝天地砌猪栏,高欣就敏感地意识到,养母猪下小猪崽卖,比养肉猪更赚钱。小母猪长得很快,来年冬天就发情了,第三年春天就下猪崽了。那以后每年下两窝猪崽,一窝十多只小猪。由于农村养猪热兴起,小猪崽供不应求,还没长大就被村民预订了。小猪崽的价格是猪肉价格的两倍,一窝猪崽相当于养两头大猪。
村民看到养母猪赚钱,其后两年,很多人也跟着高欣养起了母猪。高欣见状,把正值生育旺季的母猪低价卖给了也准备养母猪的祁茗。母猪卖掉后,高欣家就不养猪了。
祁宏和高燕都没扯猪草了,高燕上了小学五年级,要小学毕业了,祁宏已经上初二了,扯猪草的活也被弟弟妹妹替代了。但那段一起扯猪草的成长岁月,成为他们共同的无法忘却的记忆,他们也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。这份感情在悄悄地发生变化,从伙伴情,到兄妹情,到微妙的男女感情,随着年龄增大,在一步步地发生变化。
那头猪的另一部分钱,被高欣当作本钱,做起了黄花菜的贩卖生意。
新鲜黄花菜水分多,一斤湿黄花菜,晒干后也就二两干黄花菜。祁东县的农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了,多的一年能摘数百斤,少的能摘十几斤,都等着秋收后祁东县国营黄花菜加工厂派人下来收走。
国营厂下乡来收黄花菜,要到重阳节后才行,因为那个时候的黄花菜基本上摘完了。可很多农户都等不及,家里要钱用,尤其是暑假一过,孩子上学交学费要钱。缺钱了,村民不得不用麻袋装上十几斤黄花菜,跑一趟县城,把黄花菜送到国营厂。
七八十里路,跑一趟很不方便,时间和路费的投入都不划算。到了黄花菜加工厂,如果找不到熟人,帮忙说上两句好话,国营厂就挑三拣四,还不一定收呢,再扛回来,路费和时间都白搭了,风险很大。
这让高欣看到了商机,他以低于国营厂收购价两三毛钱的价格,从村民那儿把黄花菜收过来,再集中打包运到县城,卖给国营厂。对村民来说,这样很省事,相当于把上县城的来回路费给高欣赚了,可时间省下来了,风险也没有了,大家都划算,皆大欢喜。
高欣每天都要收到一两百斤黄花菜,最多的时候有三四百斤,把屋角都堆满了。老婆在家收黄花菜,高欣跑县城送黄花菜,夫妻俩分工明确。一天一趟,一趟跑下来,能赚五六十块钱,多的时候甚至有一百多块,五六天下来就能赚到一头猪的钱,这生意比养猪划算多了,一个月就相当于卖了五六头猪。高欣做一天生意的收入,相当于公社书记张援朝两三个月的工资,也相当于一户普通农家的半年收入。忙不过来的时候,高欣就请人帮忙,有时候直接租了公社的大型拖拉机往国营厂一车一车地送黄花,同时喊上七八个年轻劳动力帮忙,阵容浩大,声势浩大。
转眼冬天来了,天气凉了,农户家里的黄花菜,该卖的卖掉了,没卖的,也不准备卖了,要留下来自己吃,贩卖黄花菜的生意暂时告一段落。忙碌了几个月,也该算算账了。宣布歇业那天晚上,夫妻俩插上门栓,在煤油灯下数钱。他们把藏在各个隐秘角落的钱取出来,铺在地上,摊满了一地,纸币花花绿绿,硬币白白晃晃。
全家老小齐上阵,老人小孩一起整理,十元的放一起,五元的放一起,两元的放一起,一元的放一起;五毛的放一起,两毛的放一起,一毛的放一起;五分的放一起,两分的放一起,一分的放一起。
那天忙到鸡吃头遍才点完数,数字出来,把夫妻俩都吓了一跳,以为在做梦:一共有两万三千多块呢,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!
高欣成了四明山公社的第一个“万元户”——其实也是整个祁东县的第一个“农民万元户”。
数完钱,夫妻俩躺在床上,兴奋得一个晚上没闭眼,他们商量着这笔钱怎么花。高欣想买一辆拖拉机,收黄花菜的季节用来运送黄花菜;没收黄花菜收的时候,跑跑运输,做做生意。开春了,农忙时节,化肥供不应求,可以从祁东县磷肥厂装化肥回来卖。批发与零售的价格差不少,一天卖一车,比做黄花菜生意还赚钱。
王红梅觉得这个主意不错,她毫不犹豫地支持了丈夫。
事实上,这个家,是高欣在做主。高欣很强势,说一不二。他告诉老婆,只是走个流程,尽一下告知义务。他决定做的事情,老婆同意,他会做;老婆不同意,他也会做。十多年的夫妻了,王红梅也摸透了这一点,对高欣言听计从,很少有做无用功的时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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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清早,高欣揣着三千多块钱和王红梅煮的六个土鸡蛋从家里出发了。
高欣叫上了朱鹏陪他一起。两人坐上了开往衡阳的最早的那班客车。身上带那么多现金,有点扎眼,高欣得找个伴儿,以防万一;朱鹏是开拖拉机的好手,公社那辆大型拖拉机,朱鹏就是司机之一,高欣自己不会开。
上午十点钟,他们到了衡阳市。出了车站,两人就蒙了,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。以前他们没来过,也不认识路。在市里一路走走、停停、问问,下午三点多,才找到衡阳市国营拖拉机厂。
但大宗商品市场还没有完全放开,光有钱还不行,买拖拉机要批条,要开证明,他们不知道情况,什么也没有。正沮丧间,碰到衡阳日报的一个叫任敏的年轻记者。任敏是一个古道热肠的年轻人,他正在拖拉机厂采访改革开放的事迹。得知高欣是来买拖拉机的,职业的敏感让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好题材,是一个新生事物,值得一写。任敏用无冕之王的身份和广阔的社会关系,帮高欣跑完了所有手续,在这个过程中,也对高欣做了一个专访。当天晚上,任敏带着高欣和朱鹏住进了衡阳日报的招待所。他们要了一个标间,在市里过了一个晚上。
清早起床后,两人简单地吃了一碗阳春面,就开着拖拉机往四明山赶。
崭新锃亮的拖拉机突突突地冒着浓烟,一路神气活现地奔跑在马路上。马路上车辆稀少,高欣按捺不住,缠着朱鹏教他开车。朱鹏拗不过,一边开,一边教。
高欣悟性很高,没到一半路,就把驾驶技术全部掌握了,像一个老司机,开着拖拉机一路奔跑,很是春风得意。
拖拉机开进四明山,出现在机耕道上,立马就吸引了村民们的目光——高欣带着朱鹏上衡阳买拖拉机的消息,在他们走后不久就传遍了四明山。那机耕道不宽,很少有车跑动,窄的地方正好容纳一辆拖拉机。那年月,拖拉机还很稀罕,整个四明山公社只有两辆拖拉机,一旧一新,那辆旧的是公社的,那辆新的是高欣的。
当拖拉机停在高欣屋前的晒谷坪上,男女老少都蜂拥围过来看热闹。公社主任张援朝也赶来了。他除了过来看拖拉机,还拿了一份当天的《衡阳日报》,报纸上有一个整版是任敏采访高欣的文章,还配了大幅黑白照片。照片上,高欣双手叉腰站在拖拉机厂门口,意气风发又略显拘谨地笑着,有点土,但很神气。那篇文章叫《我市第一个把拖拉机开回家的农民万元户》。
四明山公社还没有人被衡阳日报这么隆重地报道过,这也是公社的荣耀,张援朝兴高采烈,好像那篇文章报道的不是高欣,而是他自己。张援朝跳上拖拉机,挥动手里的报纸,示意村民们安静。
等现场安静下来了,张援朝清了清嗓子,用一半方言,一半普通话,正儿八经地给村民朗读起那篇文章来。
文章实在太长,读起来很吃力,读到三分之一,张援朝就累了,不想继续读下去。他把报纸塞给身边一个村民,要他帮忙把剩下的部分读完。可那个村民是一个文盲,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,读文章的事就不了了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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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逢喜事精神爽的张援朝赖在高欣家没有要走的意思,非要给高欣庆贺一下不可。高欣也很高兴,吩咐老婆上街买回两斤肉,一条大草鱼,杀了一只老母鸡,做了一大桌菜。
高欣把朱鹏留下来做陪,三个男人,杯碗相碰,觥筹交错,你来我往,那顿一起喝了三斤多米酒。米酒虽然度数不高,可后劲很足,他们都喝醉了,高谈阔论,意气风发。
最后那碗酒,张援朝把持不住,兴奋地说:“高欣,我就知道你小子能干,你是万元户,我是父母官,你有钱,我有地位,门当户对,我们就认个亲家吧,我家张伟对你家燕子挺上心的。朱鹏,你来做个见证人。”
“好啊,好啊!那我就高攀了!”高欣也很兴奋,他端起大酒碗跟张援朝用力碰了碰,两人开怀大笑,举起碗,仰起头,一饮而尽。
高欣是个聪明人,他知道,县官不如现管,虽然分田到户了,公社主任张援朝还是挺管用的,手里掌握着全公社的资源和人脉,上通下达,攀上他,自己的生意就等于插上了隐形的翅膀,张援朝的权力和人脉可以助他更上一层楼,带来滚滚财富。更何况,张援朝的哥哥张解放是祁东县政府的常务副县长,是四明山公社在县城做得最大的官,很多人巴结他们都找不到门路呢,给国营厂送黄花菜就是张解放帮忙打的招呼,牵的线。
那顿饭,并不是每个人都兴奋。张援朝提出来和高欣结亲家,桌上有两个人不高兴。
一个是朱鹏。作为过来人,朱鹏看得出来,儿子祁宏对高燕是着了迷,有事没事都围在高燕身边转,就差上桌吃饭,上床睡觉了。高欣和张援朝结亲家,就意味着将来没有自己儿子什么事儿了。
一个是高燕。高燕已经知道大人说的结亲家是什么意思了,她不太喜欢那个蛮横霸道的张伟,他喜欢祁宏,将来要嫁也要嫁祁宏那样知书达礼,会疼人的男人。
没等张援朝和高欣碰完杯喝完酒,高燕就噘着嘴巴,赌气地跑开了。
张援朝看在眼里,以为小女孩不好意思,他开心地笑着说:“你看,你看,这么小,就知道害羞了,难怪我家小子喜欢,我也喜欢。”
高燕离开酒桌后,张援朝也找了一个借口告辞出来,回家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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祁家那头猪长得慢点,到过年的时候才两百多斤,比高欣家那头猪慢了差不多一个季度。
过年了,家家户户要买猪肉过大年,行情更好,已经涨到一块八一斤了。小年前一天,祁茗叫来屠夫,把猪宰了。
那头猪,你八斤,我十斤,很快就被村民瓜分光了,给自家留的,已经不多了。高欣把猪屁股部位的那五六十斤的肉全买了,成了那头猪的最大主顾。有钱了,高欣想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年——尽管高家平时经常有鱼有肉吃,提前过上了小康生活。可是,过年了,还是不一样的,要大宴宾客,他们家渐渐地高朋满座了,公社有头有脑的人,都要来串串门,混个脸热。
杀猪那天晚上,祁茗做了一顿丰盛的猪肉大宴,把屠夫和高欣好好地犒劳了一顿。
在那晚的饭桌上,趁着醉意,高欣认真地邀请祁茗一起投资做生意,共同发财致富。对做生意这一块,祁茗不懂,更重要的是祁茗觉得跟高欣掺合在一起,有点不清不白,怕村人说闲话,也不好算账,就婉言拒绝了。他们年轻时候的事,四明山的人都知道,至今还时不时地被翻出来开开玩笑。
不过,祁茗对高欣说,如果缺本钱,可以先借给他用。
送走客人,祁茗和朱鹏迫不及待地上了床,两个人坐在被窝里翻来覆去地数钱,一共五百多块。夫妻俩也是从来没有见过么多钱,都高兴坏了。他们轮流抱着装钱的小木箱,也是一夜没有合眼。
祁茗把这笔钱分成了三份:一份用来给孩子上学,一份用来买农药化肥,一份还是花在猪身上。
过完元宵,祁茗请来泥瓦匠,把旧猪栏扩建了,修葺一新。扩建后的猪栏有两个猪房,最多可以同时喂三四头猪。夫妻俩从集市上又买回了两头小猪。
那顿饭,高欣吃得塞心,他觉得祁茗误会了自己的意思,有点不高兴了。他是万元户呢,有两万多块钱,是祁家的四十倍,四明山公社没有人比他更有钱了,他也不缺钱,更不用借钱,他邀请祁茗一起做生意,只是想帮帮她,带着她一起发家致富,没想到祁茗不愿意跟他一起!
从祁茗家告别出来,高欣有些失落。醉意朦胧中,高欣看见天上的月亮掉进了村前流过的祁水河。看着祁水河里的月亮,高欣不由自主地产生了“我本将心向明月,奈何明月照沟渠”的感慨。
早知是这样的一个结果,高欣就不去祁茗家吃那顿晚饭了,尽管高欣想天天吃到祁茗做的饭菜;吃了祁家那顿饭,高欣也不要提跟祁茗合伙做生意了,尽管高欣希望祁茗跟自己一样,告别贫穷,过上红红火火的好日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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